“超级工程”日争新 创新创效强核心

虽然学界对前述学说已经达成一致看法，但是关于主观权诉讼和客观法诉讼的各自范围，学界远未能达成共识。

威兹沃兹跟随狄骥和耶兹的学说，认为个体启动诉讼程序的依据只能是一种权力，称之为诉权。直至（1806年）法国旧民事诉讼法典编纂时，最高法院曾建议在法典草案中增设诉权一章，将诉权重新定义为起诉权（droit de poursuite），并且以提出诉讼请求作为行使诉权的前提。

的确，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法律地位是法定的，而非合意约定的。法国古代法对上述概念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诉权概念的发展史依然不太清晰。如果法官拒绝履行该义务，当事人可以基于其自身利益追究该法官的个人责任。（二）诉权的性质：是否为一种主观权？ 1．很显然，法国诉讼法学家对此大多持否定态度。我的观点是，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法律地位也具有主观权性质。

这一立法规定显得多余而无意义，最后没有被采纳，立法草案亦未对此作出解释。他明确认为：越权救济之诉就是纯粹的客观法诉讼。其二，它必须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经验性的法社会学合作，研拟出一些能配合现行法的解决建议，供作立法者选择的方案。

1993年宪法修改时，又有代表建议在《宪法》第70条中增加规定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内容。[27]在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保障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司法审查宪法司法化等术语下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学术积累。[66] 参见范进学：《论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特色与风格》，《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最后它必须在起草技术上提供协助。

[99] 【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4页。陈杭平：《统一的正义：美国联邦上诉审及其启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91]白斌在其专著中做了这样的定义：宪法教义学乃是将现行宪法秩序作为其信仰的对象，并以此为前提进行宪法规范的解释、建构与体系化作业的一门法律学。要坚持理论自主研究和阐释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与西方违宪审查制度的本质区别[21]。（五）宪法与部门法 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还必然指向另外一个研究方向：部门法中的宪法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宪法对部门法的控制关系，而是有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

而他相信，中国宪法最终能够修成正果，成为实至名归的规范宪法。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提出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41]的论断，规范性似乎已获得了相对于现实正当性的通常优先性，但在效力与实效、当为与存在之间，宪法学仍须做精细谨慎的学理建构。[58] 杜强强：《论宪法规范与刑法规范之诠释循环——以入户抢劫与住宅自由概念为例》，《法学家》2015年第2期，第26-27页。[65] 参见韩大元：《关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几点思考》，《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

尽管合宪性审查抑或违宪审查实际上都是对constitutional review的移译，但不使用违宪审查更多是一种立场和方向的宣示，也就是增强坚持走我们自己的合宪性审查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2]。[85]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批复》、1986 年《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2009 年《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等文件中都表示法院裁判不宜援引宪法，但法院援引宪法的实践却从未中断。

[78]如果作乐观的预测，笔者相信，类似的普遍而显明的合宪性审查应该会成为法律草案统一审议的必备内容，这对宪法学的研究也有议题设定的意义。然而，法治实践中却出现了各种涉及宪法的诉求，特别是众多部门法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涉及宪法的争议。

因此，为回应刑法教义学所面临的困境，在实定法所型构的整体法秩序下，应将刑法的规定置于规范宪法的价值体系下加以考察，以实现对具体刑法规范的合宪性控制。[26] 韩大元：《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宪法学的回应与贡献——以20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为中心》，《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33] 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第486页。[34]郝铁川教授于1996年提出了 良性违宪论。此外，备案审查室还将继续参与备案审查层面的合宪性审查工作。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法律委员会在初步审议情况的汇报中说明，修订草案关于村民委员会与乡、镇人民政府关系的规定符合宪法规定。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宪法的规范性也是从现行宪法起草开始就受到宪法学界普遍关注。

这个报告首次对该制度运行现状进行全面总结，并公开了若干案例，[18]立即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胡锦光：《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主体资格的理念》，《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法治国家的建构，必然指向贯彻实施宪法，必然指向宪法学的教义化。[65]（2）中国的合宪性审查的特色。

[2]而对于宪法学者而言，新时代或许是一个合宪性审查时代。[30]他还进一步指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是就它与一般法律的关系而言的，宪法是制定一般法律的依据，另一方面，一般法律不能和宪法的规定相抵触，否则就没有法律效力，应该废除或者修改。[79] 朱宁宁：《全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备案审查理论体系》，《法制日报》2018年10月18日第10版。[113]但总体来说还相当不够。

四十年来，中国宪法学界一直在为合宪性审查鼓与呼，也为此做了相当的学术积累。北京大学有的教授认为，如果说一九五四年宪法有缺点的话，就是缺少保障执行的措施。

从已经公开的备案审查案例来看，多有涉及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关系（如附条件逮捕地方著名商标，地方高院对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认定非法行医罪的规定）。其次，表明中国的合宪性审查与西方的违宪审查话语体系的区分，强调中国制度的独特性。

小结：从现行宪法起草时的宪法监督话语到当下的合宪性审查话语，中国宪法学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已然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1]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到来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又作出了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判断。

比如，杜强强认为应注意到宪法规范与刑法规范之诠释循环而做到宪法和部门法的相互动态调适。[63] 陈璇：《正当防卫与比例原则——刑法条文合宪性解释的尝试》，《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6期。[53]宪法与部门法关系问题受到学界普遍关注的契机是《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笔者尝试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概述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现状，并探讨这样的制度现状为未来的宪法学研究设定了怎样的议题。

但这一状况在新的工作规定出台后或许会有所改观。而未来的宪法学研究也应该继续在司法裁判的领域继续深耕。

[81] 参见胡锦光：《论合宪性审查的过滤机制》，《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

通过将个案正义的判断问题，转换为法律在适用过程中是否与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合宪性解释既能为司法造法提供宪法上的正当依据，也能对其予以宪法上的控制，有助于裁判的规范化。在实践上，对人大监督、央地关系、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争议问题的教义学预备明显不足。